1980年代以来，国际自由贸易之路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开始是由西方国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力求以此敲开或扩大封闭国家的市场。在“free trade”阶段，发达国家凭借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对国际规则的掌控能力，有信心有能力获取“得自贸易收益”的大头，同时容忍后进国家的一些不规范行为。经过一段时间后，落后国家因加入国际分工，竞争力慢慢上来了，并开始对发达国家的部分传统产业产生威胁，这时世界便进入公平贸易阶段。“fair trade”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要求欠发达国家严格遵守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其中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随着受益于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积累壮大，特别是它们开始提出改变不合理规则体系的诉求后，世界进入了“基于规则的贸易”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修改或设立新贸易投资规则来保障自身利益并制约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奥巴马在谈到TPP时说的“我们要书写贸易规则而非由中国来书写”，便是“rule-based trade”真实意图的生动写照。

    特朗普当政后推行的贸易政策，至少从动机而非效果上看，似乎正开始把世界带入国际贸易的第四个阶段。今天特朗普讲的公平贸易，虽然和从前的用词一样，但基础变了，准确说是层次变了。在世纪之交后人们谈论公平贸易时，心中除了关注本国利益外，还常常牵挂着全球利益，至少是把全球利益挂在嘴边。而特朗普所谈的公平贸易，则是以“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为基础为前提的，包括提高关税，宣布他国操纵汇率，强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甚至让墨西哥支付建墙费用以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此时，一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在了，通过自由贸易造福于全世界的理想或理论基础消失了，甚至把促进经济全球化当幌子的努力也被放弃了。如果要为特朗普的“公平贸易”做个概括，我在几种表述中，最后选择“基于国家利益的公平贸易”，英文是national interest based fair trade，亦或是“低阶公平贸易”，英文是low-order fair trade.

    这也恰是今年年初在达沃斯习近平主席讲话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中国领导人现在开始在全球舞台谈论全球治理、世界前途、人类命运以及中国方案。过去这里主要是美欧国家领导人和企业家的舞台，全球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远非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能谈论的议题。中国开始站在人类高度看待世界，美国仅关注自身利益，感觉中美角色发生了互换。

中美之间贸易大战打不起来

    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吗？

    据法国学者范妮-库伦在《战争与和平经济理论》一书所述，贸易战和金融战共同组成了经济战，而经济战指的是由国家采取的旨在削弱他国实力、甚至不惜牺牲本国经济利益的非暴力政策。作为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同时作为一种既考虑经济又兼顾政治损益的博弈，经济战一方面表明了经济实力或经济脆弱性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预示了精确评价经济武器实施的有效性将十分困难。后者也是经济战研究长期以来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具体来说，贸易战又可细分为“积极的贸易战”和“消极的贸易战”，而提高关税只是贸易战17种形式的中的一种。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说过要对中国产品全面征收40%的关税。假如他真的兑现了竞选诺言，中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相反肯定要施以报复，并有可能扩大贸易战规模，黑名单或禁运等手段都会被使用。这恐怕就是人们担心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最后会升级为贸易战的主要原因。然而事情未来的演化路径不止这一种。我在前面说过，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目标不是要发动贸易战，而是要通过威胁或承诺发动贸易战来获得更有利于美国、更有利于部分群体或阶层利益的贸易投资条件。说他没有削弱中国实力的愿望显然是一种错误判断，但削弱中国的代价是牺牲本国经济利益，而且有可能代价高昂，发动贸易战恐怕就不是特朗普的本意，至少不全是他的初衷。

    退一步讲，即使目标明确并且意志坚定，实现目标过程本身也不像他在竞选时想象的那么简单。前面我谈到过，美国国内掣肘特朗普的力量不少。我们知道，绝大多数贸易投资政策都是非中性的，而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尤其如此。政策非中性意味着有人欢喜有人愁。而那些因特朗普政策而受损的群体，势必透过在国会或通过上街游行等方式极力阻挠。在官僚体系内部，在庞大的美国政府部门，拥有既得利益的、不认可其政策主张的官员群体和专业人士，他们在长年工作中积累起丰富经验与专门知识，从而在他们和行政长官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凭借信息不对称，官僚群体便有机会否决或修改政府政策，至少是是让政策效果打折扣。

    现实中有无数例子说明，尽管贸易战的综合结果难以评估，但经济上两败具伤确实显而易见。2009年奥巴马迫于国内压力和出于某种政治考虑，决定对进口的中国造轮胎征收35%的反倾销税。政策实施的效果应该讲还不错，提高关税后对中国轮胎的进口量迅速下降，从而美国轮胎产业中的1200人保住了工作。后来，据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分析，由于轮胎价格的上涨，美国消费者每年为购买轮胎多付出了1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为保住一个轮胎业工作岗位花费了90万美元。就还没算上中国报复造成的损失。实际情况是，作为报复，中国提高了美国家禽产品的关税，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家禽出口一下子减少了90%，共损失了10亿美元的出口。2016年3月美国又对中国冷轧钢征收266%的双反关税，其结果与轮胎案例的结果大同小异。据我推断，特朗普对此应了如指掌。

    总之，关于中美经贸关系，我的基本判断是，中美全面贸易战打不起来。保险一点的说法是中美之间在未来4年内发生大规模贸易战的概率在5%以下。与此同时，在个别产品或个别产业上，完全可以肯定，美国一定会对中国施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加收从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的关税，而且也一定会遭到中国的报复。这一局面对中美两国的决策者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中美之间在贸易投资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与争端，而且未来4年会比前两任政府时期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双方又要共同努力把难以规避的分歧与争端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使其不至于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稳定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