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曾表示，部分昂贵进口专利药通过国家谈判价格可降50%。这被视为外资药企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点——它们将可能从此滑向“最坏的时代”。
“我可以确信今后两到三年里，和本土的仿制药相比，我们原研药的价格面临很大的压力，你可以看到很大幅度的原研药降价，这不是容易管理的过程。”葛兰素史克（GSK）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香港区处方药及疫苗业务总经理季海威对财新记者表示。
曾经，外资药企在华被称为“躺着挣钱”。因政策倾斜、产品优势、资本推动以及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葛兰素史克、辉瑞、诺华、阿斯利康、拜耳、默沙东等跨国制药巨头，都将中国视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并获得了“黄金十年”的增长红利。
业内普遍认为，在华20余家外资药企已占据中国医药市场半壁江山，剩下份额被6000余家中国本土药企瓜分。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的《中国药品市场报告》指出，在二级和三级医院市场中，占有率排名前十的企业均以外资或者合资药企为主。
2013年是分水岭。“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后，外资药企在华鼎盛时代终结。专利到期、政策缩紧、招标降价、药价谈判等内忧外患，逐渐将外资药企挤到了墙角。
“有数据显示，2012-2016年，全球有多达631个专利药到期。全球最畅销的前20个处方药中有18个将要专利到期，这18个处方药每年全球销售额为1420亿美元。”一位外资药企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表示，医药业内普遍认为，外资原研药“专利悬崖”已经到来。
在中国，国产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在即，政策扶持“国产”意图明确，外资药企的市场份额及定价区间都将受到显着冲击。再加上中国经济整体放缓，招标政策缩紧，对外资高价药打击猛烈，最新开展的针对外资药企降价幅度高达50%的药价谈判，更令外资药企在华经营压力显现。
中国市场不比当年，但仍是外资药企的掘金地。2015年，在华市场销售份额排名前十的跨国巨头的表现都优于其全球水平，从年报数据来看，诺华、辉瑞、强生、拜耳和阿斯利康在华销售额增速都超过15%。
外资药企正在中国寻求策略上的变革，以适应新形势。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加强其专注度和比较优势；将眼光转向深耕基层市场，寻找新的市场机会；除了合资企业，外资药企开始加强与本土企业的合作，通过销售渠道及生产代工的合力，力求实现双赢。
降价大势
在中国，临床使用的60-70种专利药，以及150-160种专利过期但无仿制的独家药，大多属于外资药企产品。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告诉财新记者，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创新药在中国最高零售限价，有三分之一高于国际公开价格。
“中国进口药价格高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强有力的仿制药能与进口原研药形成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低价。”上述外资药企负责人介绍。
为降低药价，2015年底，国家卫计委等多部门启动针对外资药企原研药的“价格谈判”，意图通过“带量采购”的方式，大幅下调外资药企原研药价格。目前，已经选取五个左右涉及癌症治疗及重大疾病治疗的专利药和进口药作为谈判试点。
史录文认为，谈判定价最重要是落实带量采购、量价结合，“只要执行到位，大部分药品价格应该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降低药价的同时，中国政府向外资药企许以进入医保目录的“愿景”。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曾表示，专利药品谈判一旦取得成功，则考虑将其纳入相关药品报销目录，使药价得到降低。在全国推行大病保险之后，要对20多种疾病进一步给予补偿。
进入医保目录，是外资药企求之不得的机会。葛兰素史克方面对财新记者透露，自己已位居“药价谈判”之列。
季海威表示，希望通过降价提高药物可及性，并最终达成三赢：“一是病人可以通过低价格获得需要的药品；二是中国政府能够更多关怀自己的病患群；三是公司通过规模的上升取得合理的利润。”
大健康独立观察网站村夫日记创始人赵衡分析说，创新药针对大病，治疗将面临一个周期，且需要多种药品配合。进入医保支付通道意味着能接触到更多病人，除了销售创新药，也有助于治疗中所必须的其他药品的销售。这将帮助外资药企在药品降价的大趋势下，从单纯的产品提供方，转变为治疗方案的整体提供者。
更多外资药企还未进入“药价谈判”环节，但其“超国民待遇”已被取消。长期以来，外资药企在中国一直因原研药单独定价权备受争议。原研药指已过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这类药品在中国可享受单独定价政策，与国产仿制药的价差通常在数倍或数十倍之间。
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从6月1日起，原研药单独定价权取消，改为市场定价机制。由此，原研药巨额盈利难再持续，外资药企利润面临下滑。
“中国对原研药单独定价的政策，一直让外资药企在专利到期后能够保持利润，一方面是对于创新和优质产品的肯定，但另一方面，以药养医的大环境下，医生倾向于开利润更高的药品以扩大灰色收入，因此原研药一直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赵衡认为，未来随着药品降价的持续和监管的严格，这种优势难再保持。
2015年下半年，招标“限价”压力更令大多数外资药企被迫大幅降价或弃标。在湖南，拜耳36个品规中仅仅有九个成交，成交价格最大降幅为11%，弃标率75%；勃林格殷格翰21个品规中仅有七个成交，成交价格最大降幅为15%，弃标率67%；阿斯利康24个品规中，只有13个成交，成交价格最大降幅为14%，弃标率46%。在浙江也出现外资药企大范围弃标的现象，平均弃标率达到60.5%，最高为92.3%。
“限价”的同时，地方招标还实施“限量”，令外资药企陷入丢失市场份额的恐慌。安徽对县级以下医院的专利药、原研药使用比例做了严格规定，要求最高不超过40%，并纳入一体化管理统计。在浙江，部分市属三甲医院也对十多款原研药暂停采购或限量使用。
诺华集团大中国区主席尹旭东表示：“短期内确实有压力，比如招标、医院控费限量、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因为一些短期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标的压力。”
“2016年，很多外资药企都成立了应对地方招标的专职部门，希望在最低招标价之上，能尽量获得‘走量’的支持，否则，连续两年弃标，会造成销量和营收的大幅下滑。”上述外资药企负责人表示，相较于2015年，他所在的外资药企给了“低于常规价一半的投标底价”。
因商业贿赂案遭受重创的葛兰素史克决定率先主动降价，以挽回其在华市场份额。2015年7月，该公司针对三种乙肝抗病毒明星产品贺普丁、贺维力和韦瑞德实施降价，平均降价在20%-30%。葛兰素史克全球处方药总裁Abbas Hussain对财新记者表示，除韦瑞德进入中央集中采购定价价格谈判，葛兰素史克的第一个艾滋病药物特威凯刚刚获批，希望与政府有更进一步合作。另一即将上市的宫颈癌疫苗产品也将进入中国，在定价方面会与疾控相关部门谈判。
